壮族先民迈出划时代的第一步，使中国率先迈进了农耕社会，引发了人类最伟大的一场绿色革命，使人类从饥饱无定的采集生活中，闯出了一条驯化动物、创造农耕、迈向温饱生活的绿色革命之路，使人类迈进了农耕社会辉煌的农业时代。

　　壮族先民发明的陶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冷水冲型、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代表了铜鼓技艺的最高水平，高大厚重，设计奇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鼓面上的青蛙立雕，一反青蛙450蹲势，脊梁与鼓面平行，臀部隆起如猛狮，身上饰以稻穗文，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正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公元前他们就能够在鼓面上表现出分割圆法。分割圆法被认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民族最高科学水平的标志，从记载上看当时世界上只有汉族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能分割圆，人们没有想到壮族祖先也能做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堪称一绝。

　　骆越人的生产工具别具一格，其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典型的越人产品。所铸造的铜钺类包括靴形钺、扇面钺、风字形钺、铲形钺、圆头形钺等，形状多变、精巧实用，表现了骆越人的聪明才智。其所制造的大石铲为国内一绝，长舌形，束腰，边沿加工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以便绑牢。最大的长60多厘米，宽 20多厘米。既是生产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祭祀稻作神灵时又是神器。其设计独具匠心。其他如西林的战国铜棺，合浦鸭首流铜魁、凤凰形铜灯、人足形铜盘等，都闪耀者骆越人智慧的光芒。

　　花山文化是骆越人创造的世界闻名的艺术画廊，主要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沿岸，绵延200多公里，另有5处分布于左江流域的凭祥市、天等县等处。共有84 个地点，183处，287画组。主体形象为人身蛙形的蛙神形象，赭红色，平涂成投影式（鬼影），皆两臂弯肘上举，半下蹲成骑马式，犹如蛙泳之状，整个画面呈欢歌狂舞之态，震动人心。花山崖画是骆越人祭祀蛙神的圣地，是按照骆越人敬祀蛙神的场面描绘的。除了蛙神形象，还有奔犬、鹿、鸟、铜鼓、铜锣、星星、太阳等形象。其产生年代上限在战国，下限在西汉，长达700多年。少量为后世仿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宁明县的花山崖画，壮话叫做岜莱（Byaraiz），岜意为山，莱意为花纹。因其规模最大，故以之代表整个左江崖画。花山崖画和世界各地岩画相比，有显著的特色。其蛙神形态不仅整齐划一，而且绵延700多年而不改，比较罕见。宁明花山画面高40多米，宽长达170多米，就一个“地点”（世界岩画规则，画面边沿外500米内无画为一个“地点”）的面积来说，堪为世界之最。此画面尚可辨认的人物形象达1300多个，所有的大小图象加起来达4万多个，世界少有。花山崖画是稻作文化的集中展示，像这样大规模展示稻作文化的艺术珍品，堪称一绝。花山崖画不是静态古老文化，而是活态文化，其所展示的稻作文化，依然活在民间。至今在古骆越北界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凤山一带，还保留有“蛙婆节”，祭祀民族图腾蛙神。节日里跳的蛙舞，舞者戴蛙首头套，跳跃之状酷似花山崖画上的动作，其他地方民间流传的一种师公舞，也酷似花山形象。故舞蹈家们把花山人物形态称为蛙形舞姿。

　　“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其主要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责任编辑：张小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