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由来

 　　由于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有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医”是医家中最向往的目标及最高的称誉，尤其是在宋代发展到了顶点，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级重要途径。范文正公(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有一次去灵祠祷告求签，求得签后他问道：“日后能成为宰相吗?”得到住持否定的回答后，范文正公便回答说：“日后如果不能成为宰相的话，就作一个良医吧。”范文正公认为：作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既然神灵不允，自己命运不济的话，那么能实现救人解难心愿的，就莫如良医了。因为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除此以外，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此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也为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学士团下托词，聊以自慰。当然，要成为儒医，就必须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宋代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医学，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宋徽宗还为此特地颁诏，将医学教育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从而使医学纳人儒学教育体系，以“教养上医，广得懦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学官员，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巩固井提高，从而为文人雅士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的道路。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促进医学发展的作用。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民间验方、家藏方，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都属于此类。同时，客观上受宋代儒学“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如王安石即自称：“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谈，农夫女子，宁无所不问。”又如北宋末年曾官至通直郎的寇宗爽，宦游期间仍能留心医药，其发现当时本草著作不无脱误，于是深入实践，反夏验证，搜访十余年，终于写就《本草衍义》一书，宋太医学称此书“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为研究本草的必读之物。又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写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其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终成一代名家。以后清代兵部尚书，官至湖广总督的吴其浚所到之处广收植物标本，绘制成图，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性植物(药物)志，对植物的分类及本草分类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此外，“儒医”之说还适应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落魄文人的需要，既可以满足他们的神心理需求，又可用来谋求生计，借以度世。因举业不成、考试失利、国亡不仕或因忤罢官而改行从医井因此而卓有成就，成为著名医家者不胜枚举。如北宋东平的董汲少年时考进士落第，遂放弃仕途而从事医学，成为宋崇宁大观年间(1102年～1107年)的名医，著有《斑疹备急方论》、《脚气治病总要》、《旅游备急方》等，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再如宋代伤寒学家朱肱出身名门望族，元祐三年(1088年)中进士，历任雄州防御推官、知邓州录事、奉议郎等职，后因忤旨罢官。其虽身处逆境，但常以贾谊的“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医卜之中”以自劢，隐居杭州大隐坊，潜心医学，深人研究张仲景《伤寒论》一书，几易其稿，前后历经二十余年时间，终于著成《类证活人书》20卷。该书分析综合仲景的辨证论治，设为问答，以经证经，使仲景散乱之书而能提纲领，有条有理，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他如明代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汪机，号石山，著有《外科理例》，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元代医学家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针灸学家杨继洲编《针灸大成》，明末清初医学科普家汪昂著《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清代医家学陈念祖(陈修元)著《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均为由儒而医或亦儒亦医者，构成了中国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怖儒医群芳谱。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故朵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与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