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宋代名儒范仲淹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大丈夫还能做什么呢?”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其他了。”
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实现了他“为良相”的夙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能普济万民。在当时,医生人数很少且水平不高,因此医疗事故很多,范仲淹针对这种情况,在给朝廷的奏议中提出,由国家在首都举办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这种研究班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科目的必修课程,并且规定学习年限与选试办法。这对于提高习医者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以及选用高水平的医生,都很有裨益。
但令人惋惜的是,范仲淹对国事提出的十条革新建议,全都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与攻击。不久,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被罢免,国家高级医学讲习研究班也随之夭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