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份的运气会影响情志
运气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每一年的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关系,常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如“太阳司天”、“岁木太过”等。《内经》认为不同年份的运气会对人的情志产生影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善悲,时眩仆。”这说明在“太阳司天”的年份,人们的情志常常表现为“善悲”。《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善怒。”这说明烦闷、善怒等情志变化与该年运气的“木太过”、“土不及”等有关。
情志与月亮联系密切
《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论述了月亮与气血的关系,谓“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说明人体气血可以随月亮的圆缺而发生盛衰变化。气血是精神情志活动物质基础,因此情志与月亮之间可以以气血为中介构成密切联系,临床常可见到满月时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病情加重,正常人出现容易激动、生理机能兴奋性增高等变化。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现代医学的关注,如美国精神病学家利伯认为,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微弱的电磁场,月亮产生的强大电磁力能影响人的荷尔蒙、体液和电解质平衡,引起情绪和生理发生相应变化。
不同体质情志活动有差异
《灵枢·通天》提出了被后世称为“阴阳五型人”的学说,即按人格特征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和阳明平和等五个类型,其中“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其中少阴之人“见人有荣,乃反愠怒”,而阴阳和平之人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不同体质情志活动的差异,跃然纸上。
年龄是造成情志异常的初始原因
《灵枢·天年》曰:“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这段话以十年为周期,详细介绍了衰老过程中,脏腑功能衰退的次序和表现,其中六十岁时情志表现以忧悲为主,虽然其直接的原因是“心气衰”,仍然属于脏腑功能衰退的范畴,但年龄又是心气衰的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年龄才是造成“苦忧悲”这种情志异常的初始原因。
对于其他年龄段的情志变化,《内经》并没有详细描述,但从临床实践看,青少年情志主要表现为喜怒惊恐,中老年情志则以忧思为主;青少年情志多活跃善变,中老年情志多平和稳重,说明年龄影响情志的说法具有充分的临床基础。
情志可致病
情志导致疾病在《内经》中论述非常详细,“怒伤肝”、“喜伤心”、“怒则气上”、“喜则气缓”等经典的论述,被后世病因学说广泛引用。但对于疾病导致情志异常的内容,后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出“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盳盳)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认为善怒和善恐的原因分别为“肝病”、“肝虚”,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肝在气血阴阳哪些方面的亏虚,但至少表明其病位在肝。《灵枢·本神》篇的描述较本篇进了一步,谓:“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不但指出恐是肝的气虚引起,而且还提出了“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的观点。
上述两篇是从病位所在的脏腑讨论情志与疾病的关系,《素问·风论》和《灵枢·五邪》两篇又在病位的基础上赋予了病因的内容,《灵枢·五邪》说:“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指出喜悲是邪在心的结果,而究竟是何种病邪这里没有说明。《素问·风论》的表述相对来说更为明确,谓:“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认为心风者善怒,肝风者善悲。
综上所述,《内经》认为影响情志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机体自身的因素,如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又有外界环境的因素,如运气变化、月亮周期等;既有生理活动的调节,又有病理情况的作用;既有体质等静态因素的影响,又有年龄等动态因素的参与。在惜字如金的秦汉以前,《内经》花费大量笔墨研究情志相关问题,足见其对情志的重视,以《内经》的论述为基础,后世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医情志学说。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与情志相关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探讨情志对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影响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作峰 姜瑞雪 王平 张六通 湖北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