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洪武到嘉靖,帝王崇道,长生成仙的思想在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长生之术,不理朝政,却以高道自居。号称“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真君”,封方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其周围聚集一批有神通的方士,炼丹修仙,推选长生之术。由此上行下表,各地官吏、富豪亦是闻风而事。全国各地宫观遂皆设坛炼丹。
蕲州玄妙观作为当地有影响的道观,自然成为方士炼丹的重要场所。他们在观内掘了一口水井,专供炼丹之用,曰“丹井”,旁有一“丹炉”。以丹砂、水银、硫黄、铅锡等矿物质为原料,每次一炼丹,大街小巷就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但方士们却鼓吹这是在炼令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仙丹妙药。李时珍目睹人们因服用丹砂而致残致死的惨状,对这“祸国殃民”、“劳民伤财”的行为,蛊惑人心的宣教深恶痛绝。
李时珍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仙丹”外服成仙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批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辨之曰:“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成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千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同时,李时珍引韩愈之说举例驳之,他说:大学士李于遇方士柳泌,柳泌给了他用铅烧炼的丹砂,服后下血,4年后便死了。韩愈亲眼看到服食丹砂而致死的就有六七人。有个叫归登的朝廷工部尚书,自服了丹砂后便得了病,感觉身上像有一根烧红了的铁棍从头顶到脚板不住地烧烫。他痛苦狂号,不几天就死了。殿中御史李虚中,服食丹砂后背上长疽而死。刑部尚书李逊临死前,心里明白自己是因服丹药受害的,便对韩愈说:“我为药误矣。”工部尚书孟简获得一些丹砂,分了一半给韩愈,还说:“我得到秘药,不可我一人长生。”韩愈未敢服用。后得知孟简一年后得病而亡。
李时珍以这些前人服食丹药的惨痛教训告诫群众。他认为:“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士流传而来,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岂堪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矣!”
李时珍对方士炼丹的批判,是对方士的理论依据和行为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才提出来的。其理论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