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救人有功

 　　清末扬州名医袁桂生治陈某，年约三旬。七月患伏暑病，延某医诊治，服药四五日不效，壮热头疼，胸闷，咽喉作燥，口渴，舌绛苔薄焦燥无津，大便七八日不通，溲赤，脉数。盖暑热蕴伏肠胃热结之病，法当先通大便，以解肠胃之焚，乃以生大黄二钱，元明粉三钱，枳壳、黄芩、麦冬、天花粉各二钱，甘草五分。此药服后，得大便两次，热全退。袁氏指出：“大凡应用硝黄之病，决非他药所能代，若畏而不用，必致缠延误事，但须辨认真切，用之有方，不可颟顸孟浪耳。”(《丛桂草堂医案》)

　　将军是中药大黄的别称，是说大黄药力峻烈，如同将军一样性情暴烈。俗话说，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意思是大黄虽然能救人，因其药峻而无功，人参补益，虽然杀人也无过错。其实这是偏见，火神派宗师郑钦安称，“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关键是辨证论治。陈修园说：“以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吴佩衡说：“病之当服，乌、附、硝、黄，皆能起死回生;病不当服，参、芪、归、地，亦可随便误人。”

　　《经历杂论》载：“善用将军药(大黄)，为医家第一能事。”一言九鼎，强调善用大黄对于医家的重要性。实际上，擅用大黄的名医很多，郑钦安曾说：“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据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对全国500名名医的问卷调查，关于最擅长运用药物一项，大黄竟排名第二，而人参排名第十二。历览各家医案，以大黄治病救人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大黄救人是有功劳的，万不可因其峻烈而不敢投用，此“为医家第一能事”。下面选择几例以飨读者。

　　二两大黄通顽秘

　　明代张景岳曾治一壮年人，素好火酒，夏日醉后露卧，因致热结三焦，二便俱秘。景岳先投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如石投水”，丝毫未见功效。又以神佑丸及导肠法，“俱不能通”，“危剧益甚”。遂仍以大承气汤加大黄二两，芒硝三钱，牙皂三钱煎服。黄昏进药，四鼓始通，大便下而后小便渐利。景岳议曰：“此所谓盘根错节，有非斧斤不可者，即此之类，若优柔寡断，鲜不害矣。”

　　将军竟救白云夫

　　大黄救了白云夫——袁枚一命，此中有一段掌故。话说袁枚患了痢疾，很多医生都认为他高年体弱，而又耽于词章，案牍劳苦，故此屡用人参、黄芪类补药，却不见效，反而加重，势见垂危。后有老友张止原诊过，开方只取大黄一味令其服用，因其药峻，众医皆不以为然。袁枚省悟前治之误，毅然服下大黄，竟然药到病除。此后袁枚向张讨教，何以大黄竟能治愈此病?

　　张止原解释说：“君体虽虚，但平日少于劳作，肠胃间有痰食积滞，加之湿热外侵，而成下痢。若积滞不去而妄言补，只能固邪而病必不除也。今用大黄，取其将军之性斩关夺隘，祛其积滞，通利肠道，病自愈矣。”袁枚听了心悦诚服，当场赋诗以致谢意，诗云：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

　　釜底抽薪而泻热

　　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1942年夏，罗将军患了温热病，高烧不退，时时说胡话。当时西药奇缺，致使病势危笃。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戴星甫(1896～1948)，幼承庭训，刻苦学医，夜日苦读不辍，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人暗称“戴三瞎子”(兄弟中行三)。戴氏识证准确，投药果敢。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阳明腑实证”，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生大黄用至二两，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吃出人命来，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罗将军服后未效，戴氏甚感奇怪，亲自检视药材，发现大黄剂量不够，而且是熟大黄，药力不足，立命另取生大黄二两重煎再服，果然一剂便通而热退，转危为安。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

　　伤食恶食非大黄不可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医者以年高素丰，非补不纳，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则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不食不寝者匝月，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远道来请徐灵胎诊治。

　　徐诊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循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问：“当用何药?”曰：“非生大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可也。”徐查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前令其强服，旁人皆惶恐无措，无奈只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次日全服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清晨，徐卧书室中未起，忽闻窗外传曰：老太爷在堂中扫地。徐披衣起询，告曰：“老太爷久卧思起，欲亲来谢先生。出堂中因果壳盈积，乃自用帚掠开，以便步履。”旋入卧所久谈。早膳至，病者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

　　群以为奇，徐曰：“伤食恶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

　　姚御医论治两皇帝

　　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医竞相献方，武帝听从某御医诊断，欲服大黄泻热。御医姚僧垣诊脉后，力主不可：“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可轻用峻快之药，恐怕伤及正气。”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姚又说：“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原来，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退，反致昏瞀，心悸气短，卧床不起。姚以温和之法，平补之药，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恢复脾胃正气。连进数剂，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不得不钦佩姚的医术。

　　梁元帝即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胀痛不舒，不思饮食，召诸医讨论治法。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力主不可轻言泻下，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姚力排众医之说：“脉象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顿时消失。

　　大黄救人有功，关键是强调辨证论治，当用时要敢用，不当用时别孟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