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谈从医六十余年的教训及认识

导读 裘沛然说，“医人之病我写《壶天散墨》，治人心灵之病撰《人学散墨》”。从医75年，从教近60余年，裘沛然为推动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为裘沛然谈临床60余年遇到的挫折、教训以及感悟，字字发自肺腑，可以说是我辈后学中医路上的一盏启明灯，细读之，当少走很多弯路。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诗句。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性，揭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回忆也是深可惭愧的。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1934年毕业后即于是年开业行医，当时我对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温病方面、则沉酣于叶、薛、吴、王数家，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下过一番功夫。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范篱。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临诊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如流。并又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满以为挟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当开始应诊时，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套的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 我开始对祖国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医理论是否是臆测的玄谈？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医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真可说疑窦丛生。

因而就着重进修西医学。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感觉：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 ，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甚至毒副作用很大，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随时可以发生。于是对西医药也没有多大信心，终日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上海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病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笈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药，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 。这就使我在彷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于是磨砺苦学，旧书重温。通过这次学习我终于一间微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1 、学而不精

我在中年曾害过一次湿温重症，经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身发高热，中西药物遍投而热不退，病延二周左右，乃邀请甬上名医徐余藻医治，徐以大承气汤加甘草，药后细思，读了伤寒论千百遍，还没有学会用承气汤，良足自愧！其原因由于我只知大承气汤的主证是痞满燥实坚，困守于前人注释的一般概念而不知用巧；同时，湿热蕴蒸气分，清宣透达之说，也禁锢了我的思路。而西医学中肠伤寒在后期禁用泻药的观念也束缚了我处方用药的手脚。这一次提高了我对中西医学是二个不同理论体系的认识，我不再那么迷信西医了。对于娓娓动听的湿温理论以及伤寒与温病的实质问题，认识也较过去有了深化。

在早年行医时，我见到一位医生用熟地、当归、白朮、柴胡以治感冒，心甚鄙之，然而曾目睹其病人服该方而告愈。当时以为偶中而已，未之奇也。后来，我自己也遇到感冒病人，曾屡进桑菊、银翘、杏苏、麻桂等方，久延未愈，最后用“五柴胡饮”而竟收捷效。我过去亦熟读景岳书者，由于没有学到手所以不取用，不会用。